短视频流行催生出短片？它是短电影吗？_购物中心网，商业综合体，润丰华泰

记者 | 任思远

编辑 | 张云亭

2021年12月，一部不到5分钟的短片《捉迷藏》在成都的Minute国际短片节被展映，为了让更多的内容在更短的时间里呈现，作者采用了将横屏切成三块竖屏的“分屏”形式。青年独立导演关天用手机拍摄完成了这部短片，这是他为了给2021年FIRST青年电影展超短片单元投片而做的，遵循了 “五分钟内、使用手机拍摄”的要求。

影片《捉迷藏》海报

在Minute国际短片节，包括《捉迷藏》在内，60分钟以内的短片不再是众多电影节单元中的一个，而是成为了主角，并且有了更细致的分类。这与同时承载长短片作品，或者以长片作品为主的传统电影节展不同，短片体裁的独特性与优势，而非“作为拍长片之前的铺垫”在短片节被更多提及。

近年，相比长片电影节展，华语短片节展正在更多地出现。除了2021年第一次举办的Minute国际短片节，还有几个集中在年底举办：以扶持高校青年影视创作为目标的IM两岸青年影展、强调艺术影像前沿性的北京短片联展（BISFF），以及由中国媒体集团现代传播旗下的文化平台Nowness发起的、影片被集中在美术馆展示的“天才计划”等。

“天才计划”观众观影图

在一些短片节的语境下，短片是相对电影长片而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影片时长是最主要的区分标准，常见的短片时间刻度有15分钟、30分钟以下等。除此以外，短片也会跳出电影的划分标准，作为影像艺术的表现形式而被划出时尚、舞蹈、音乐短片，记录、艺术短片等类别。而当下，因为中国互联网上同质化的、演艺和日记性质的“短视频”盛行，为与之区别，短片的定义中又加上了“更注重内容的创作者属性和艺术价值”这一部分。

因为短片拍摄相比长片需要的成本低，在时长和形式上的限制更少，短片成为不少在校学生和像关天一样的独立年轻导演的选择。这也是当下参与短片节最主要的群体，他们的诉求是在这里让作品露出，进而寻求经济和影响力上的支持。相比长片，这些短片更可能是实验性质的、无法归入当下市场体系的，因此被期待是更自由的、有个体特质的表达，能让人耳目一新。

短片节主办方增多的原因和这直接相关：无论是影视制作和视频平台，还是希望记录时代的艺术策展从业者，甚至地方政府、有内容传播诉求的公司，都想要发掘更新锐的内容创作方式、更年轻的内容创作者。在长片电影创作出现疲态的情况下，他们寄希望于在更轻巧灵活的短片作品中有所收获。

不管创作者还是短片节平台，他们共同的商业考量是希望短片节能成为影视行业人才供应链的上游环节，为行业持续输送有创造力的人才。但在这之前，有一些更基础的问题需要被讨论。

视频网站需要生意和辨识度

短视频平台是短片节的发起者。这类平台的内容与抖音、快手上的短视频有明显的区隔，例如开眼Eyepetizer（下文简称“开眼”）和Nowness。他们策划短片节的主要目的是挖掘符合他们标准的创作者，因为现在创作者多选择把作品投到电影节，而非专业的网络平台。另外，这些平台也想让日益模糊的短片和短视频的界限有更明确的区分。

Nowness官网截图

开眼成立于2015年，当下的定位是“生活方式精品短视频平台”，内容以专业用户生产（PGC）为主，也有一部分是国外视频内容。在近几年，他们遇上了“用户真空”的问题，缺乏持续进行高质量创作、在平台上贡献内容的专业用户，而这在公司成立之初曾经不是问题。举办Minute国际短片节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回”一些用户：无论是作为观众的影像爱好者，还是作为内容生产的创作者。

开眼CEO王烨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她在 2016年来到开眼的时候希望这家公司对标的是美国视频社交网络平台 Vimeo——国外专业导演和影视制作爱好者会在那里上传自己制作的短片视频。开眼当时期待中国年轻一代创作者也可以成长起来，有属于自己的影视社区。这个设想曾经被实现过，有导演、摄影师用户在短片节上告诉王烨，在2016、2017年，他们因为在开眼上得到曝光而被影视公司发现，从而进入了专业影视行业。

开眼CEO王烨

但开眼并没有在接下来讲一个“中国版Vimeo”的故事，他们遇上了用户流失的问题。开眼的CMO、策展人张博实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开眼成立之初的基础用户是生活在北上广的影视、广告从业者，以及艺术院校的学生。但这些人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人逐渐搭建了更成熟的审美体系，最终认为开眼的内容无法满足他们的全部需求而离开，或者只在碎片时间使用；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这里的内容相比常见的短视频时间更长、更严肃，并且大部分是外语，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放松的需求，因此流向了抖音、快手。

同期，抖音和快手正在下沉市场开辟内容而迅速扩大用户规模，以演艺、搞笑内容为主的两分钟内短视频因此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在广告投放成本攀升的情况下，开眼使用的扩大市场的方法是精准找到他们定义的客户人群——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文艺青年，做符合这群人审美爱好的内容和活动，例如策划电影分镜手稿展、让陈丹青直播讲解艺术展览、与运动品牌合作活动等。

而Minute国际短片节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这种方式，在成都来现场看片的人只需要预约而不用花钱买票，这能帮助开眼聚集一部分对影像感兴趣的观众。更重要的是，短片节设置了类似电影节的评审流程和专家阵容，想把在各个电影节流转的创作者们聚拢。

Minute国际短片节现场

此外，开眼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意止步于过去在线上通过App做广告销售和拍品牌短片的乙方服务。王烨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他们对“社群价值”的期待除了线上流量价值，还有线下见面能带来的更多机会：号召创作者、发行平台、城市运营者，包括传统客户一起找新的承载内容的媒介和发行方式。这也是他们将第一届短片节放在有美术馆等多种展映场景的成都麓湖社区的原因。

Nowness中国与开眼遇到的是相似的问题，与创作者“失联”是需要主动挖掘和征集他们作品的原因之一。

Nowness在2010年诞生于伦敦，曾隶属于奢侈品集团LVMH。独立的编辑团队负责在这里生产时尚、艺术、设计等领域的短片，它的内容与LVMH具体的产品无关。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它被认为是LVMH改变营销模式的标志——从明显的广告转向有品牌特质的内容，从而从更抽象的层面上讲述品牌理念。2017年，Nowness被中国媒体集团现代传播收购，被视为现代传播开始拓展品牌短片业务的举措。

但在国内，除了作者日常投稿，Nowness中国的负责人肖耀辉寻找短片创作者的来源之一也是综合类电影节。他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每年他会通过去平遥、FIRST等电影节上“捞孩子”。而这些“孩子”会被推荐参加由他们从 2019年发起的“Nowness天才计划”奖项。Nowness通过这个项目征集优秀的华人短片，并将入围短片在美术馆展出。

“Nowness天才计划”现场

肖耀辉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Nowness中国的短片来源主要有中国编辑部原创制作、Nowness伦敦和亚太办公室的团队制作，以及由创作者自愿投片的“首映计划”。在中国，本土团队制作的内容占到一半甚至更多，而在Nowness的海外版，创作者投片占比更大，在 2018年左右，伦敦办公室每天收到的投片量已经能达到二三十份。此外，Nowness在海外社交网络上也已有了影响力及相对成熟的商业链路——有的短片并非只停留在个人创作层面，而能直接与商业需求匹配。

等待被激活的创作和审美

拍摄短片的创作者被看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相比已经有成熟模式的长片，短片被期待是更新锐、先锋、有实验性质的，而这恰恰说明此类影像的缺失。

在被问及为什么是 2017年这个时间点成立时，北京短片联展（BISFF）的创始人丁大卫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提到了他在创办联展后的思考：恰是在2017年左右，中国的独立影像展陆续停办，从这些独立影像展中展现出来的、日臻成熟的独特审美体系的发展也因此停滞。这种审美体系的缺失可能会让新一代创作者只能遵循学院或者国外电影节的标准，从而影响更原生的创造力。

北京短片联展现场

丁大卫和团队选择通过讨论短片创作来保留这种审美体系，重建创作标准。相比长片，短片在时长和形式上相对灵活、限制较少，有利于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起点。

“人们可以便捷地把自己的想法反映到短片里。而我们从中收获的信息可能会更本源、更纯真，更值得探索和揣摩。”丁大卫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而另一个事实是，由于相对长片，短片没有明确的商业路径，创作者更可能完全出于创作目的而拍摄短片。

而拍摄短片的导演在当下面临的情况是，在以传统的综合类电影节展为主要的作品露出渠道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遵循这些节展制定的要求。以拍摄《捉迷藏》的关天为例，“手机拍摄、五分钟内”是FIRST超短片单元给他的要求。而他过去的作品的时长分别是11、14和22分钟，时长的敲定也和他对电影节的认知有关：常见的电影节短片单元要求的片长有60分钟、30分钟、15分钟内不等，所以“剪片尽量卡着这几个时间点”。

短片节的主办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看到的机会是：传统电影节展培养、规训了一类能拍短片的年轻导演，而短片节给这些人更大的舞台、更少的限制，并且期待更多的创新性。

北京短片联展尝试放宽对短片的限制，例如对于“短片”的定义是“任何以影像为基础的媒介的叠加”。在影片时长的定位上，他们拟定的是45分钟以内，并且在非竞赛单元纳入45至75分钟的“中片”。丁大卫解释，因为短片和长片在各国电影节上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规范，使得创作者避免不了“为了进入某种游戏规则而创作”。而中片的创作者很有可能是不想受到时长的限制而做出了不符合游戏规则的片子。

“我们没有着重强调短片这种体裁，而是把短片看成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希望从短片中走出来，探讨更大的议题、影像的动态变化，留下我们的时代痕迹。”丁大卫这样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作为专注艺术类型的短片节，北京短片联展的核心策划团队成员不到十人，都是兼职；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非营利机构的赞助和报名费。

创作者们在想什么，以及钱从哪里来？

对关天来说，“短片展示瞬间的情感爆发，长片更适合铺陈结构和人物”。他表示自己日后“哪怕是拍过长片，也会继续拍短片，因为它们是不同的东西”。

导演关天

这也是短片创作者对于短片节的诉求之一——讨论短片的标准和方法，赋予短片本身价值，让作者因为短片得到尊重，而非因为他们的短片有拍成长片的潜质。

另外，如同一些短片节主办方所期待的，短片因为灵活、“未被开掘”等原因而成为不少并非科班出身的、有创作诉求的创作者尝试的体裁。这些人尽管不见得有强烈的诉求进入影视工业体系，但也想让自己的影片被公众看到和讨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接纳他们的、不给他们太大心理压力的讨论平台。

导演刘宽在毕业后从事过文字新闻写作的工作，现在是单向街视频栏目《十三邀》的导演。她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之前有过一段时间因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而对参加影展有畏难情绪，“总觉得我距离那个标准还是太远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让她放下这个包袱的是 2021年FIRST的超短片单元，因为想到“只要五分钟、用手机拍摄也许不那么麻烦”。这成为了她第一部面向公众的个人创作影像。

尽管现在她反思自己当时的认知和现实有差距，“原本以为不大的篇幅会让我比较好开始，但进入之后发现短片和长片像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差别”，但在2021年的FIRST获奖之后，她因此收获了信心，并且开始接受了自己“不是电影学院体系出来的，但也可能做出有自己特色的表达”。

而除了承认和尊严，创作者们需要的还有钱。大部分的短片节平台能带给创作者的是露出的机会，但并没有经济能力支持创作者的创作，如何给没法进入院线的短片找一个合适的商业模式，仍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也是节展本身持续运营的基础。

视频网站的短剧是比较直接的思路。当被问及“什么趋势让你对短片的未来有信心”时，开眼的张博实提到了视频网站Netflix上的动画短片合集《爱，死亡，机器人》。这部剧的第一季在豆瓣上获得了9.2分，每集5至15分钟，短片的类型和作者各不相同，作者有不少是科幻小说作家，包括美籍华裔作家、《三体》的译者刘宇昆。据张博实的观察，有互联网公司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更多是作为短期项目运营，没有持续性的创作。换言之，这是一个未来的市场缺口。

基于品牌传播的影像是另一个出路。它和LVMH成立Nowness时的初衷类似——有创意的导演不是被要求拍产品广告，而是拍和品牌价值观相关的独立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广告界的趋势：“创作”和“广告”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日本护肤品牌SK-II在 2021年成立了内部短片电影工作室“SK-II Studio”，就是为了能在产品之外讲述一点儿女性故事，从而与用户有更深的联系。

肖耀辉正是看中了这一方向，在每年的“天才计划”展览上，他会主动把选中的短片向企业主推荐，当对方从他这里挑到合适的作者时，可以和“天才计划”直接签约，这成为了Nowness收入的一部分。在“天才计划”的三年时间，他观察到企业主的主要诉求之一是“要新的、年轻人”，但他们受困于去哪里找这些人。而肖耀辉口中的“捞孩子”，对Nowness和“天才计划”来说是让创作者直接和企业联系的机会。

天才之夜入围影片导演及嘉宾合影

此外，播放渠道也是下一个问题。肖耀辉提到了有欧洲航班屏幕上会播放Nowness的短片，张博实则说到了中国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屏幕：坐在网约车后座时看到的播放公益广告的屏幕，作为“网红打卡地”的商业街上大大小小的LED屏幕。在他看来，这些都有可能是优质短片放映的场所。

但看起来，让这些屏幕对于高质量短片感兴趣还需要时间。

“大部分导演做短片是不太指望赚钱的，”关天说，“主要还是满足自己表达、和他人沟通的欲望。”而这种状态的最重要原因依旧是短片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

当然，也有人珍视这种“变现难”带来的纯粹创作快感。在Minute国际短片节的一场导演论坛上，当被问及“如何认知让自己的片子变现”时，一位曾在媒体供职的导演说：“我不会把我做的片子变成变现渠道，因为做片子本身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命体验或者生活方式。我更感兴趣的是之后我能不能通过别的途径赚钱，能让我的片子以更自由的状态流动。”

在Minute国际短片节上，关天的另一部短片计划《毒药猫》在创投环节“灵感市集”拔得头筹，获得了来自主办方的1.4万元的奖励。这是他在自己的长片计划时发现的故事，于是决定单独拿出来拍摄短片，这笔钱他会用在去故事设定地云南的田野调查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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